“中国炼铁第一人”走了

  在位于武汉主城区东北角的钢城中，矗立着多座高炉，其中一座铁红色和湖蓝色相间的就是2019年退役、2021年被列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武钢一号高炉。把手放在历史复原场景触摸屏上，会有火龙般的“铁水”奔涌而出，模拟1958年炼出的第一炉铁水。

  原武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当年就是这座高炉的开炉指挥长。2024年7月14日，96岁的张寿荣去世。

  张寿荣21岁进鞍钢，29岁调入武钢，88岁见证宝钢和武钢重组为世界“钢铁航母”宝武集团。一部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梦想、曾经“元帅升帐”的钢铁行业发展史，那些重大历史节点，他都不曾缺席。

  2005年9月11日，张寿荣院士出席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企业家管理论坛。图/中新

  1949年，张寿荣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洋大学冶金系毕业，9月由东北局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

  那时鞍钢建设是全国经济建设重中之重，开工典礼上，中央、送来了“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当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鞍钢占了9.47万吨。

  鞍钢留用了104名日本技术人员，生产组织以他们为主。在给日本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当了半年学徒之后，1950年春张寿荣开始担任一号高炉工长。

  他逐渐摸索出，炼铁就跟烧火做饭一样，放多少米、加多少水、打多大火、烧多长时间都是很有讲究的，不然就非常有可能做出一锅夹生饭，或把饭烧煳，甚至把锅烧穿，炉子弄熄火。

  那时高炉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没有计算机，各种计量表也不全，当工长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比如观察铁流，以判断铁水中的硅、硫含量。随着含硅量升高，铁水中的火花逐渐稀少，分叉多，跳跃很高；当含硅量在2.5％以上时，看不到火花，而在铁流中出现小火球；铁水含硅量越高，流动性越差，粘铁沟越严重。

  1951年，张寿荣升任生产值班长，第二年又当了生产科长，第三年成为厂长助理。

  苏联在中国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中，钢铁工业有7项（实际为8项），分别是鞍钢、武钢、包钢、本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热河钒钛矿，其中鞍山、武汉、包头为三大钢铁基地。鞍钢作为龙头老大，在这一些企业的逐步建设中输送了大批人才。

  1956年5月，张寿荣被派到武钢，参加审查苏联编制的炼铁系统初步方案，从此与武钢结缘。1957年元旦过后，他正式调入武钢，成为筹建炼铁厂的负责人。

  1958年9月12日，武钢一号高炉准备开炉。高炉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容积为1386立方米，超过鞍钢，在国际上也位居前列。其时正是“”期间，这个日期是几次提速的结果。

  开炉点火需要用1400来根废枕木，指挥部要求4小时装完，而在鞍钢比这小的炉子都需要8到12小时装填。经过热风烘炉，炉温在50以上，工人们汗如雨下。从铁道上拆卸的旧枕木上有许多钉子，有的工人身上被划破了，作为开炉指挥长的张寿荣让几位老师傅拿大锤把钉子锤平。枕木终于如期架好。

  次日凌晨3时，武钢总经理李一清将一支火把伸进炉缸，炉火熊熊燃烧起来。下午3点，登上一号高炉的炉前工休息室屋顶平台，观看第一炉铁水出炉。20来分钟后，出铁口打开，铁水涌出。带头起立鼓掌，现场一片欢呼。

  不久，武钢二号高炉破土动工。高炉建设周期一般为8至10个月，但在当时的大形势下，经过各路建设大军的大会战，二号高炉仅用4个月20天就投产，创下世界最快纪录。9月，炼钢厂一号平炉投产，比原计划提前10个月。初轧厂也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多，于1960年7月投产。

  钢铁生产的正常流程是先对铁矿石进行选矿、烧结，再由高炉炼铁，次之平炉炼钢，随后初轧成钢锭，最后精轧成钢板、钢管等各种钢材。但是，由于炼铁和炼钢数字最能直观体现成就，因而备受重视，资源也更向生产流程的中间环节倾斜。

  1960年下达武钢的生产指标是铁150万吨、钢90万吨。为了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只能停建、缓建属于第一期工程的轧板厂和大型轧钢厂，将施工力量集中到本属于第二期工程的三号高炉和五号、六号平炉。由于建设顺序打乱，一号高炉开工时只能全部使用品质较差的块矿而不是烧结矿，钢锭也难以及时轧成钢材，影响了协调生产。

  武钢文学协会原主席、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钟钢是《张寿荣自传：钢铁人生》作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号高炉投产后，张寿荣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如何减少故障，维持正常生产。通过反复摸索，他练就了为高炉排除一些故障的一手绝活儿。他是中国大型高炉长寿技术的首创者和推广者，使中国大型高炉的一代（不中修）炉龄达到20年以上。

  1961年，随着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钢铁工业由“大上”转为“大下”。1960年全国生铁产量为2716万吨，1961年下降到1281万吨，1962年又降到805万吨。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家要求武钢在三年内形成年产200万吨钢生产能力，“抓两头带中间”，集中力量补两端的短板。

  但“文革”开始后，武钢生产一度陷入混乱。最严重的时候，张寿荣只能协助厂领导在技术上确保“高炉保温、人保命”，底线就是炉子不能熄灭，不能出安全大事故。他自己也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下放班组劳动。工人们友善地调侃他是四个“一百八”，即身高一百八、体重一百八、血压一百八、工资一百八。

  随着生产秩序的逐渐恢复，1971年底武钢第一、第二期工程主要项目基本完成，达到了年产200万吨钢的设计生产能力。这原定为三年，结果却用了将近十年。

  早在1957年就提出，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3500万到4000万吨钢的目标。1971年是“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在编制“四五”计划时，将这一目标分解到了各个钢铁厂。其中武钢的任务是在“四五”期间达到年产400万吨铁、400万吨钢的目标，简称“双四百”，为此就有必要进行扩建。

  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西方关系缓和。1972年8月，国家计委向中央呈送报告，提出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先进的国外成套技术设备，预计需要外汇43亿美元，因此被称为“四三方案”。批准了这个报告。

  引进方案里身价最高的是“一米七”轧机（即轧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一米七）。报告认为，轧钢能力不够、钢材品种不配套是当前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问题，每年需要花3亿美元进口200万吨钢板，因此花6亿美元进口这样一套轧机还是合算的。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鞍钢身处东北“一线”，中央决定将这一个项目放在中部的武钢。

  经过“货比三家”，最后确定一米七系统主体“三厂一车间”分别从西德和日本引进，即热轧带钢厂和冷轧硅钢片厂从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引进，冷轧薄板厂从德国迪马克公司引进，连铸车间从德国施雷曼和西马克公司引进。系统具有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轧制过程由25台电子计算机控制，每秒运算速度最快可达100万次。

  工程概算为人民币38.9亿元，其中引进费用为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工程于1974年9月动工，建设规模超过以往武钢建设总和，高峰时期施工队伍达10万多人。

  1978年，系统进入试生产阶段。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问题很多，远未达到核定生产能力。1980年8月，参加全国两会的不少代表对武钢提出了质疑，来武钢的日本技术人员也将看到的问题反映到国家相关部门。做了批示，对武钢提出了批评。

  1980年8月，中组部将黄墨滨从包钢调来武钢担任经理。黄墨滨到任后，开始大力整顿这个冶金行业的“老大难”企业。1982年9月，时任武钢副总工程师张寿荣被任命为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被同行羡慕地戏称为“全国最有职有权的钢企总工”。此前他一直是炼铁生产负责人，从这时起开始全面负责公司的整个冶金流程，尤其是主抓一米七轧机系统。

  当时一米七轧机系统的现状是，地下渗水，厂房漏雨，电缆混乱，一些设备已见不到本色。自控室里堆着餐后的鱼刺和骨头，一些工人在车间里睡觉、抽烟。由于外汇所限，冷轧系统主电室没安装空调，一个夏天就烧坏了200多块插件板。引进时没买备件，只可以通过中技公司进口备件，手续复杂，订货单要提前一年提出，而且有的备件已更新换代买不到了，有的则要十倍几十倍的价格。

  根据日本技术人员回访热轧厂时提交的调查报告，1982年，因为管理不善，个别设备从自动变半自动，局部变手动的达59项，因为润滑不良造成的事故占比达80％。有日方人员给写信，称武钢热轧厂若继续这样下去，再过两三年设备就要变成一堆废铁。

  张寿荣上任后主抓系统的“四恢复”，即恢复设备的外貌、精度、系统功能和自动化程度。首先清除垃圾3000余吨，又排除积水，清除地沟废油，除锈刷漆。一年后，设备总算能见到本色了。

  一米七轧机系统主要生产“六板一片”，即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1982年，武钢生产钢277.7万吨，其中27.6万吨为废品，达十分之一。一些用户向冶金部反映，用武钢生产的镀锡板制作罐头盒子，一冲就裂；用镀锌板冲脸盆，沿口开叉。冶金部责令武钢派人“背回”这些板子。对此，张寿荣提出了一年“废品减半”的目标。

  一次，冷轧厂出了质量事故，有许多镀锌板被判废。《武钢工人报》曝光了这次事故，并称不合理的奖励办法（超产一吨奖5元、报废一吨扣3元）是造成重产量、轻质量的思想根源。这个奖励办法是张寿荣签发的，报社打电话请他谅解，他说办报纸就应该这样，他接受批评。

  1983年底，减废目标实现。张寿荣又提出，1984年废品再减去三分之一，年底再次达标。

  武钢组织了专门班子到国外采购，周期比通过中技公司引进缩短了一半。1984年底，国家给了武钢更大的自主权，每年拨给外汇让其自主引进，加上组织国内测绘制作，备件来源有了保证。

  1985年，一米七轧机系统终于达到核定生产能力。从试投产算起，已过去了7年。这年年底，武钢也实现了钢铁产量双四百万吨目标。其中，钢产量为397.8万吨，废品量为10万吨，约为1/40。

  整顿针对的是有形磨损，但还有无形磨损，因为设备会老化，技术会变旧。张寿荣又组织了对技术的消化和创新。1990年，“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新技术的开发与创新”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张寿荣为第一完成人。

  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允许钢铁企业自行销售2％的计划内钢材，价格可向上浮动20％。1985年1月，国家又取消了加价20％的限制，钢铁产品开始全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

  随着宝钢一期工程1985年建成投产和国外产品的纷纷涌入，武钢薄板在国内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一去不返，再也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了。

  80年代后期，钢铁企业像坐过山车一样。1988年，全国经济过热，钢材走俏，出现了废次材市场价远高于计划内正品钢材国拨价的奇特现象。一些钢铁企业拼命抢产量，粗制滥造，一些则违反合同，将部分计划内钢材变为计划外钢材高价出售。随着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政策出台，到1990年钢材市场又转为疲软，用户大量拖欠货款，三角债严重。这些都对武钢造成了严重冲击。

  张寿荣曾经回忆，1991和1992年是公司最困难的两年。武钢的矿山在消耗，影响了炼铁和炼钢能力，1991年起60万吨外部钢坯又全部停供，一米七轧机系统面临着吃不饱的问题。

  张寿荣等分析后认为，虽然钢材市场总体上疲软，但一些高端钢材仍然畅销，武钢只能靠产品的升级换代寻求突破。他们确定了新产品研究开发重点：一是进口钢材替代，二是重大技术装备用钢材试制。武钢组织了多个技术攻关队，由张寿荣总负责。

  硅钢有钢铁“艺术品”之称，成为武钢的看家产品。1990年，武钢研制成功的W08、WTG200等五种高牌号冷轧硅钢片被国家列入“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其中，W08和W07被用来制造20万千瓦—60万千瓦特大型汽轮发电机，顶替进口产品；无取向硅钢片则成为心脏材料，用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主机建造。

  1992年5月，64岁的张寿荣退居二线，但仍在原办公楼办公，按时上下班，做着一线工作。武钢领导要他继续发挥作用，负责一些战略研究和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把关。

  1996年，张寿荣随黄墨滨去日本，谈判再次引进日本硅钢技术，尤其是取向硅钢技术。

  早在1974年，武钢就与日本新日铁签署硅钢生产技术引进合同。日方在合同中明文规定，该技术不得转让给第三方，中国国内生产的硅钢产品不得出口到其他几个国家，技术保密期为20年。凭着20年守口如瓶的良好信誉以及新日铁对黄墨滨和张寿荣的了解和信任，引进工作顺利完成，双方再次签订了保密条款。

  1994年，第一届中国工程院院士推荐评选开始。通知提到，大规模的公司的总工程师尤其是任职多年的老总工程师符合推荐条件。次年，担任武钢总工程师12年的张寿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增选的第一批院士之一。

  在张寿荣的办公室中，大书柜占了三面墙，全是钢铁冶金专业书籍。桌上摆着厚厚一叠《武钢整体产销资讯系统生产日报》，这是他每天必看的，往往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并马上赶到车间一线调研。无论是冶炼技术还是工程管理，专业问题没人能骗得了他。

  他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交流，83岁时仍然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参加欧洲钢铁年会，并担任炼铁分会主席。他总是抓紧一切机会与外国同行交流，语言对他来说不存在障碍。他曾经就读的北洋大学被称为“东方康奈尔”，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授课也以英语为主。几十年里他没有断过学英语，每天都留出固定时间学习，抽空听孩子们所推荐学习平台上的英语“磨耳朵”。直到晚年，他还能直接用英语写论文。

  他有“高炉神医”之称。在日本交流时，日本钢铁界称他为“中国炼铁第一人”。

  2009年，首钢京唐钢铁公司炼铁厂投产，其5500立方米高炉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炉，驾驭难度很大，故障很多。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和冶金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朱继民请张寿荣带领高炉专家帮助解决。钢协成立了高炉专家委员会，张寿荣担任主任委员，委员包括宝钢、鞍钢、马钢、首钢、沙钢、武钢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经过专家们调整方案，首钢京唐高炉生产正常了。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对硅钢的需求量大增。但2000年之后，世界硅钢企业几乎都不再对中国转让硅钢技术。

  当时武钢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硅钢片已经在国内稳居第一，应该全力发展汽车板；第二种觉得应扩大优势，继续做大做强硅钢片。张寿荣是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他认为，武钢做汽车板没有优势，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硅钢，这是武钢的生命工程、希望工程。武钢最后采纳了这个意见。

  得知国家要组建一批工程技术中心，年近80岁的张寿荣虽然一只眼睛失明，走路还要拄拐，但仍然亲自去北京为武钢争取。2007年，国家硅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武钢。经过多年努力，武钢超过新日铁，成为全世界产能最大的硅钢片生产基地。

  2016年，宝钢与武钢重组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变成全球500强企业。2023年，宝武集团粗钢产量1.3077亿吨，在全球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一；中国粗钢总产量为10.191亿吨，在钢铁生产国中排名第一。张寿荣等却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尚有待由钢铁制造大国向钢铁制造强国转变。

  2018年，张寿荣担任了中国工程院“中美钢铁产业体系调整对比研究——思考与借鉴”项目组组长。研究报告提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调整结构，整体提升。

  这项研究称，中美两国均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炉炼钢为主和70年代的转炉大发展，之后中国转炉比例继续上升，而美国的转炉比例开始下降，转而全力发展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炼钢。而现在，随着中国钢铁发展进入减量化时代和国家资源税、环境税和碳交易等落地，废钢铁作为再生资源的优势将逐渐凸显，中国钢铁产业的结构将出现重大变化。

  报告比较发现，美国的废钢主要产生于机械、汽车、船舶和建筑等，产生周期较短；中国的废钢主要产生于建筑用钢筋混凝土，产生周期较长，但钢铁积蓄量大，到2025年将达120亿吨，废钢年产出量达2.7亿至3亿吨；2030年钢铁积蓄量将达132亿吨，废钢年产出量达3.2亿至3.5亿吨。废钢资源总量将非常充足，电炉炼钢比例至少应提升至35％才能够有效消化。未来中国钢铁产业应向总产量减量和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张寿荣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一直从国家钢铁发展的宏观角度看问题，很多观点都是有前瞻性的。”武钢科协秘书长、曾给张寿荣当过八年秘书的李铁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寿荣去世后，家人和李铁林按照他生前交代整理了他的藏书，准备捐给武汉市青山区未来学校。青山区还准备在这里为他建一座院士展陈馆。

  60多年前，青山区还是大片梯田。就是从这里，张寿荣开启了自己与新中国钢铁工业同行的一生。